语文教育的尴尬和危机
蒋泥
我写的《审视中学语文教育》已于1999年4月由汕头大学出版问世。名为审视“语文”和“中学”教育，其实范围已经超出，对各门学科和整个大、中、小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都有反思。由于语文代表一个国家的精神、思想、人文底蕴，所以对这种本来该是最有意思、意义，现在却个个怕学、乏味枯燥的课程的多方位多层次审视就显得为时已晚--它的隐患存在近半个世纪，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人与世界的联系曾受到极大削弱，与自身传统中的美好部分近于隔膜，习惯于培养说假话、唱高调、写八股的学生，一个民族如此以往这么长久，再不彻底扭正，当真要“由聋而哑”！
本书共分六辑，分别为“语文，我为你流泪！”“中学语文坑死人”、“为语文号脉”、“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”、“语文，民族文化的根”、“救救语文”，作者既有钱理群、王富仁、黎鸣、葛兆光、林贤治、孟繁华等名人。也有新锐青年和中学生、中学老师。既审视高考语文试题中的怪、偏、难、错，也审视阅卷、教学过程，重心则放在审视教科书中存在的种种严重缺陷上。最见深度的是摩罗访钱理群教授的那篇对话（前序）和林贤治《对个性的遗弃--秦牧的教师和保姆角色》及《评1995年第二版高中语文第六册》、《评1996年第二版初中语文第六册》等。
我们的主要看法为：中学语文教材乃至大学人文、社会科学存在严重问题，许多地方违反现代精神、违背学生接受心理、泯灭个性想象创造能力，范文陈旧、落伍，甚至误人子弟。整个体例安排上亦不合理，学生、老师疲于奔命，吃力不讨好。余杰在《阉割外国文学》一文中说，12本中学语文课本所选外国文学数量较少，其中许多是应用文而非审美意义上的“文学”，政治意义上的“好作品”多，文学意义上的好作品少，而且几乎全是“现实主义”作品，都是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“批判现实主义”作品，主旨多是“揭露”别国阴暗面。本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一篇也无。
张大林等人在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根源》里比较内地、台湾语文课本，认为内地本相对来讲篇目是台湾本的两倍多，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、应用文一应俱全，关于它们的知识一项不漏，成了“小百科”；台湾本则体裁不全，知识松散脱漏。字数上内地是台湾的四倍多，教学时数基本相近，台湾学生4课时的内容，内地学生仅用1课时就打发了。所以台湾学生时间充裕，老师能领着他们仔细理解、体会范文的内里精要，内地则不行，学的只能是最浅表的“知识”，没时间去玩味消化。
蒋泥集中评点了两本教科书--初、高中第六册，提出了如下意见：第一，什么叫“九年义务教育”？是学生的、家长的还是国家的“义务”？ 1994年中国有1900万人小学毕业， 但初中招生仅为1645万，人为的升学率将几百万人拒于中学大门之外，如此说来国家没有尽“义务”，家长、学生更尽不到义务，因为后者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第二，贪多勿得。我们想让每个学生成为“全才”，什么体裁的文章都会写都能写，却没有时间领学生在其中任一门类里仔细体会、鉴赏、模仿，浅尝辄止。第
三，今天人人都在高呼“素质教育”，但在大一统的高考、中考形式下，招生人数不扩大，学生数如此之多，在这种中考、高考压力有增无减的情况下，所谓“素质教育”的结果不过是课程越开越多，学生压力越来越重。第四，我们的教本中有些毫无识见的废文章，甚至误人、害人。从作文题目，到附录，到范文，到“编者提示”等，多是落后的，虚伪的，甚至荒谬的。比如左拉的《铁匠》，它过分精雕细刻，不符合中学生的阅读心理，而且内含的精神是浮夸的，美化了简单呆板的劳动和劳动者的心态，内中充满虚伪。再如章炳元的《鸟飞鱼跃的联想》，它从行动要受约束，不能自由，推及思想认为思想也要“加框子”，因而反对不加框子的“思想自由”。行动不自由，思想完全自由，这已属现代常识，章氏却一窍不通。
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引用，是想说明《审视》一书不仅仅局限于“中学语文”，它的视野十分开阔--借“语文”为切入点，参与反思当代匮乏人文精神、文化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、时代原因，以期从根本上着手疗救。
钱理群先生在序言中说：中学语文教育是有双重性的，它既是人文教育，又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能力的训练。目前我们最缺的是人文教育。中学语文教育落实到人文教育上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，这种底子应是浪漫的、理想的，能给人的生命一种亮色的。因此青年时代应是做梦的季节，别林斯基说年轻时要追求虚幻的东西，不能过早地把人培养成太现实的人；到成熟以后，美梦破灭，在破灭中升华，这样方能上升，达到永恒的精神和谐。人文教育给予的这点亮，帮助我们在遇到沉重黑暗的东西时不绝望也不走向虚无。现在的教科书却忽略了这一教育，这种损失一旦过了青春期则无法补偿；由于缺少这种生命亮色作底，当代学生乃过于懂得现实，过早面对世俗丑恶，过早学会世故了。这是十分可怕的事。人文教育的另一个方面是让学生领略中国语言文字的美。我们的汉字经过几千年锤炼，已经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气蕴，它是感悟的、包含人性美的文字，宜于让学生在朗诵中感悟语言中的那点意韵。现代人写文章过于“明白”、“大白话”，类于时下的报纸社论，这一点也是十分可怕的。相对于土八股来说，我们现行文字中又出现了一种“洋八股”--形式上花哨，华丽，铿锵有力，说的却不是人话，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，偏把假的当真的来说！所以今天的年轻人应像蔡元培先生所讲的那样，在不拒绝、不逃避亦不执迷于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培养一种人格--超越政治、科学，培养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。担负这一责任的一者是广义的美育，语文是其中之一种，一者则是哲学。
这不由人不反思：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“我们究竟是应该把教育理解为一个国家和政府的行政行为，任由其从国家权力和利益出发训练合格的公民，还是应该把教育理解为人类群体对每个个体所施行的文化行为，要求它从人本身出发，在尊重基本人性的前提下，帮助每个人认识宇宙是怎样的，地球是怎样的，人类文化和人类经验是怎样的，从而使每个个人尽可能成为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、最广阔的精神自由的人？”显然是后一方面。但是目前的状态适与之相反。
孙绍振在《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》中认为：我国高考是全国性统一的；为使一千万平方公里内绝对平等，美国托福考试的ABD选择题就成为压倒一切的形式，于是刁题、怪题、偏题、荒谬题应运而生。其实人才的选择，最可靠的办法不是考试，而是实践。考卷是规格统一的，但人才是不拘一格的，其可贵之处在于创新、对规格进行突破，因此历来的“状元”在创新性的领域如文化、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出息。当规格化达到极端时，就产生了滑稽而野蛮的八股语文程式。“文革”以后恢复高考，只解决了竞争的平等参与问题，未解决考试规格化和人才不拘一格的矛盾，高考的量化畸型地细化。改革的办法是：让各学校自行命题，如现行研究生入学专业考试一样；将各校招生考试时间分批错开，以便多考几次，不至一锤定音；语文试题只要两种题型--阅读理解和作文；或者用会考解决中学生入大学的竞争问题，实行入学申请制，若名额已满可长期保留。此外增建高校，既可增加就业岗位，又能吸收更多人数；而且我国一些著名高校在校人数仅及发达国家的1／5，我国学生总人数是它们的数倍，大学生既然永不嫌多，为何不投资或自筹资金扩大校园面积，多招学生呢？
考试是指挥棒，如果政策灵活一些、法制健全一些、监督透明起来，中国教育最终一定能走出尴尬和危机之境！
钱理群强调：我们要改革，尽早改，但步子要慢，要谨慎。中小学或大学教育涉及千百万人的后代，尤其得谨慎。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要么不改，要改就乱来，从一极跳到另一极，所以具体操作上一定要谨慎。但即便单改语文也会牵及许多部门的利益，这些“利益”有时比我们认识到的道理更起作用。当然，更加根本的改革是教育制度的改革。“黑马文丛”的主编贺雄飞说：影响一国之发展的一是体制二是文化。体制是前提，文化是基础，前提决定基础，基础推动前提。现在我们能谈的仅为文化。他说：“尽管我们都受恩泽于中学语文教育，否则我们写不出现在的文章；同时我们也受害于中学语文教育，否则我们写不出这么差的文章”，“本书的观点纯属学术上的探讨，至于怎样改，那是国家教委的事”。目前来看，我们只能做到并做好这一点！
摘自中学语文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