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叙事范文范文4篇

偏执的向日葵
在乡镇中学教书快十年，我遇见一个特别的学生，叫阿木。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不跟任何人说话。我注意到他，是因为每次上课，他都在本子上画同一个东西——向日葵。一朵又一朵，线条从笨拙到熟练，全部面朝同一个方向。
美术老师说这孩子有点偏执。同学们叫他“太阳花”，带着嘲弄的意味。期中考试，阿木交了白卷，只在试卷背面画了一整排向日葵，每朵都低着头，像在哭泣。我把他叫进办公室，他攥着拳头，浑身发抖。我问他为什么画向日葵，他说：“我妈妈说，转学以后的新学校就种满了向日葵，像金色的海洋。可是她没有来。”
原来阿木的妈妈在外地打工，答应他今年夏天转学去城里团聚。可是到了夏天，妈妈在电话里说还要再等一年。阿木就把村子田埂边的野生向日葵画下来，画了七本作业本。那些朝向太阳的花，是他全部等待的形式。
那天放学，我骑着电动车绕遍整个村子，终于找到一片快枯萎的野生向日葵地，用手机拍下来发给阿木的母亲。电话打通时，我听见她哭了很久。
三个月后，阿木妈妈辞工回来，在学校旁边开了家早餐店。阿木开始笑了，作业本上的向日葵全部面朝地面。我问他为什么画法变了，他说：“因为向日葵的种子熟了，就会低下头。我在等我妈妈回来。现在她回来了。”
后来我在教学笔记里写：教育不是掰直那些看似弯曲的灵魂，而是给每朵花等待太阳的耐心。这些年，我学会了等待，就像等待阿木的向日葵从哭泣到成熟。
石头里的春天
班上有个叫小峰的男孩，大家都喊他“石头”。他像一块真正的石头，沉默、坚硬，对任何靠近他的人充满戒备。成绩垫底，上课睡觉，作业永远空白。同事劝我放弃，说这孩子家庭离异，父亲酗酒，没人管得了。
直到一次家访，我跟着小峰走了四公里山路，在一栋歪斜的木房里见到他父亲。父亲醉倒在门槛上，小峰熟练地给他盖上毯子，然后从灶台端出一碗剩饭，蹲在墙角默默吃。饭桌上压着一张泛黄的奖状：“小峰同学在全县作文比赛中获得二等奖”，是三年前的。
回去后，我翻出校图书馆的旧作文本，找到小峰那篇获奖作文。开头第一句：“我的妈妈跟着火车走了，火车带走了夏天，却没有说春天会不会来。”语言笨拙，却像一把钝刀，狠狠剐着人心。
我做了件别人都不理解的事。每天放学后，我留在教室陪小峰写作业。他不写，我就也拿本书在旁边看。一个月后，他终于开口：“老师，我的作文真有那么好吗？”我说：“有，好到可以写满整个春天。”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趴在桌上哭了，眼泪滴在桌面的涂鸦上，那些扭曲的线条渐渐晕开，像融化的冰雪。
从那以后，小峰的作业本开始有字了。他依然写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。但他的作文里开始出现阳光、雨水、甚至一朵小花。初二那年，他写了一篇《石头的春天》，获得市征文一等奖。颁奖那天，他父亲第一次穿干净衬衫来到学校，站在最后一排拼命鼓掌。
拿到证书时，小峰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你打碎了我这块石头。”我说：“不，是石头自己裂开，让春天钻进去的。”
教育是什么？有时候是铁棒磨针的耐心，但更多时候，是在一块最硬的石头旁边，安静地守着，直到它自己凿开一个口子，让光照进来。石头里有春天，我们只是要等。
折翼鸟与天空
小雨是个有先天听力障碍的女孩，靠助听器维持微弱的听觉。她说话的声音像含着一块糖，模糊却努力。开学第一天，她坐在第一排，瞪大眼睛看我的口型，整节课没有眨过一下眼睛。那专注的力度，让我感到一种刺痛的沉重。
班上有人开始模仿她说话的语气，引来哄笑。小雨低着头，用袖子擦眼泪，假装在找课本。我在全班面前沉默了三分钟，然后说：“从今天起，大家轮流坐到小雨旁边，每人一周，陪她练习朗读。”所有孩子面面相觑，有人开始皱眉。
第一周是班长小雅。她坐下来的第一天，就忍不住抱怨：“老师，我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。”我请小雅闭上嘴，用纸笔和我交流五分钟。五分钟后，小雅泪流满面。她写下：“原来世界这么安静，有点可怕。”
令人意外的是变化悄悄发生了。一周后，当轮到第二个同学时，小雅主动说：“老师，我再陪她一周好不好？”我点头。一个月后，班上几乎所有孩子都学会了一件事——说话时面朝小雨，放慢速度，用最清晰的口型。那些原先嘲笑她的孩子，变成了最耐心的陪练。
期中语文课，我布置了一道题：“你最敬佩的人”。一个男生写道：“我最敬佩的人是小雨。她说一个字，要用别人十倍力气。但她从来没说过放弃。她是折翼的鸟，却依然在练习飞翔。”读到这里，我抬头看见小雨在笑，她用手语比划：“谢谢。”全班同学都看见了，教室安静得能听见春天落在地上。
期末表演，小雨站上舞台，在集体朗诵中担任领诵。她声带宽，喉头颤，那些含混的音节像破土的嫩芽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破出地面。台下家长们哭了，她的妈妈哭得最厉害。朗诵结束，小雨对着全班深深鞠躬，在场的每个孩子都在鼓掌，掌声雷动。
折翼的鸟能不能飞？也许不能飞到很高很远，但她教会了其他鸟如何倾听风的方向。教育，从来不是帮助那些完美的孩子，而是让那些不完美的生命，也能拥有自己的天空。小雨的天空很小，但够她飞了。
最后一堂课
那年我支教期满，即将离开三年来教书的边境苗寨小学。学校很小，三个年级总共十八个孩子，全部是留守儿童。我教他们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体育，还教他们刷牙。
离别前一晚，孩子们没有哭。他们围在操场的老槐树下，唱我教的《苔》：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跑了调，走了音，但唱得比任何一场演出都认真。唱完后，最调皮的大壮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你在最后一堂课还没上呢。”
我愣住。三年里我上了几千堂课，唯独没想过什么是最后一堂。我拉着他们坐到教室里，点起微微发黄的灯泡。说：“最后一堂课，老师教你们写信。”
教他们如何写地址，写邮政编码，写称呼，写正文，写落款日期。我说：“信是能跑的字，从这里跑到你想念的人那里。”他们在昏黄的灯光下写信，有人写给在广东的爸爸，有人写给在浙江的妈妈，有人写给从未见过面的奶奶。笔尖沙沙响，像一场细细的雨。
小班的花花写完后举手：“老师，信跑得过去吗？”我说：“跑得过去，只要里面有真心。”花花又低头添了一句话，然后跑上前来，把信塞进我口袋：“老师，这是写给你的。”我展开作业纸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：“老师，你走了以后，我像山里的野莓子一样想。但妈妈说想一个人不用哭，写信就好。请老师给我写信，我一定回。”
我转过身，假装看外墙上的黑板，偷偷擦掉眼泪。那一晚，我们谁都没有离开。坐在教室等到天亮，等太阳从苗寨的山头一点点爬起来。晨曦穿过窗户，照着十八张稚嫩的脸，每张脸上都有两个小月亮——泪痕。
我离开时，孩子们追着拖拉机跑了三公里。大壮在最前面，手里举着信纸，风把它吹得哗哗响。我让司机停车，跑过去抱住他们每一个人。我说：“信会跑，老师跑不过信。老师保证，每封信都会跑回来。”
回城后，我写信的频率从一周一封变成一月一封，慢慢变成一学期一封。但每封信都收到回信，每封回信都画着一朵小花。直到孩子们小学毕业那年，我收到最后一封集体信：“老师，我们学会写信了。我们也是跑出去的蒲公英。谢谢你教会我们怎么飞。”
教育是什么？是让孩子们学会传递思念，学会长出翅膀，学会在信纸上种花。最后那天夜里，老槐树下的《苔》还在我耳边回响。苔花如米小，但它在太阳底下，还是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