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党的故事3篇

马灯照征途

在江西瑞金叶坪乡洋溪村，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静静陈列在村史馆里。这盏马灯没有华丽的外表，铁皮灯座布满岁月的刻痕，玻璃灯罩也蒙着一层薄尘，但它却照亮了一段跨越六十余年的守望，更见证着普通百姓对党和红军最深沉的信赖。

1934年10月，秋风萧瑟，中央红军即将踏上长征路。村民刘石生和两个兄弟接到通知，要随部队转移。临行前的傍晚，身怀六甲的妻子黄检娣提着这盏马灯，默默送他们到村口。昏黄的灯光在暮色中摇曳，映照着夫妻二人不舍却坚定的眼神。“家里的事你别操心，照顾好自己和孩子。”刘石生握了握妻子的手，转身汇入行军的队伍。他不知道，这一别，竟是永诀。

此后的日子里，黄检娣独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她每天傍晚都会把马灯擦拭干净，将灯芯捻得又细又长，挂在门前的老槐树上。村里的老人说，她是在等丈夫回来，只要灯亮着，远行的人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……马灯的光晕在无数个夜晚亮起，从青丝到白发，黄检娣的守望从未间断。她常常对孙辈说：“你爷爷他们是跟着共产党走的，共产党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，他们一定会回来。”1998年，弥留之际的黄检娣让子孙拿出马灯，用尽最后力气叮嘱：“点亮……回家。”

这盏马灯的故事，并非孤例。在湖南城步县，村民杨锡成曾用一盏红军赠送的“美最时”牌马灯，照亮伤员转移的山路；在通道县芋头侗寨，侗族汉子杨再能提着红军留下的马灯，一次次为部队带路，那灯光不仅照亮了崎岖的山道，更温暖了侗乡人民的心。马灯无华，却如炬火般照亮了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，这种深情，正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深厚根基。

半条棉被的温度

1934年11月，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的冬夜格外寒冷。三名与部队失散的女红军，饥寒交迫地敲开了村民徐解秀的茅草屋。屋内一贫如洗，只有一张用楠竹扎成的床架，床上铺着破席和稻草。徐解秀和丈夫毫不犹豫地拿出家里仅有的粗茶淡饭招待客人，又腾出厢房让三位女红军歇息。

那晚，三人和徐解秀挤在同一张床上，盖着女红军仅有的一条棉被。棉被虽旧，却驱散了冬夜的寒意，也暖透了徐解秀的心。临走时，女红军执意要把棉被留给徐解秀，可她怎么也不肯收。“大姐，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回来看你！”一位女红军说着，从背包里摸出剪刀，毫不犹豫地将棉被剪成两半，把其中一半塞到徐解秀手中。徐解秀颤抖着接过半条棉被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此后的岁月里，这半条棉被成了徐解秀最珍贵的念想。她常常对儿孙讲起这个故事，临终前仍叮嘱家人：“一定要跟共产党走，因为共产党是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分给你一半的好人。”1984年，记者罗开富来到沙洲村，80多岁的徐解秀第一句话就是：“那3名女红军什么时候来？”遗憾的是，当邓颖超托记者带来的新棉被送到时，徐解秀已离世三天。

“什么是共产党？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，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”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这个故事，道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。这半条棉被，不仅是军民情深的见证，更是党与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的生动写照，它穿越时空，至今仍散发着温暖人心的力量。

金条映初心

在江西兴国县刘启耀纪念馆，一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一位共产党人的传奇。照片中的刘启耀瘦骨嶙峋，衣衫褴褛，却目光坚毅。他曾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，却在革命低潮时背着金条乞讨，用生命守护党的经费，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。

1934年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中央苏区陷入困境。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，带着省委交给他的13根金条和一些银元，在宁都突围战中负伤昏迷。醒来后，他与游击队失去了联系，身边只有沉甸甸的褡裢——那是党的经费。

为了追赶西移的主力红军，刘启耀化妆成乞丐，在赣西南山区漂泊。他渴了喝溪水，饿了讨剩饭，夜晚就睡在破庙茶亭。有几次，他饿得晕倒在路边，却始终没有动用公款分文。敌人悬赏通缉他，报纸上登着他的“死讯”，可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这笔钱是党的经费，比生命还重要。”

1937年，刘启耀终于与原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等人取得联系，成立江西临时省委。当大家为活动经费发愁时，他撩开破衣烂衫，拿出珍藏多年的金条。在场的人无不震惊——谁能想到，这位瘦弱的“乞丐”，竟背着党的经费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临时省委用这笔钱建立了秘密机关，还保释了大批战友。

“苏区干部好作风，自带干粮去办公。”兴国县的山歌里，唱的就是刘启耀这样的共产党人。他们不为名利，不图享受，只为心中的信仰。刘启耀临终前，望着延安的方向溘然长逝，他用一生践行了“革命成功，吃穿不穷”的誓言，也让那13根金条的光芒，永远照亮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之路。